三、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并微调国家机构后三节的顺序 如果仅仅增加监察委员会一节，不调整国家机构中后三节的顺序，在逻辑上显然有瑕疵。
定期评估，即有固定时间的评估，可再分为中期评估与后期评估。[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
这说明行政机关更倾向于制定试行法和暂行法。既然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并非都基于授权制定，那么就不能仅基于授权制定来理解所有暂行条例或暂行规定。[8]考察的法律文件是随机选取的。而其中的许多事情，不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看，都是需要国家和政府及时处理和解决的，等不得。[13] 应该说，作为对试行法、暂行法的制定和实施现状进行的批判性评价，上述意见基本上是中肯的、切中要害的。
如果通过试验并经过评估，认为改革方案和措施不能达成改革目的、试验不成功，那么就应及时公布试验情况，分析失败原因，要么进一步调整改革方案持续试验，要么及时终止改革试验，要么重新设计和开启新的改革试验。从本质上讲，此类解释性法律文件与实施性试行立法具有相似性。[24]我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家萨孟武创立了宪章和宪律概念，区分作为整体的宪法和作为法律的宪法。
国会虽然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有权创设权利，但是，只要存有争议和裁决，就属于法院的权力。[1]自由主义之下宪法的实施主体是法院，法院实施宪法主要通过解释。在二战之前的议会国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立法机关都被认为是宪法实施的最佳机构，立法机关本身的构造蕴含了重要的保障。[11]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02页。
通过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使主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人民是最终权威的来源。
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尝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子。[20]前首席法官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认为宪法体现了民主社会之中特定政治价值判断，这些特定政治价值判断的性质就是个人权利保护。这种认识将宪法限定为审查规范，其目的在于实现对下位法的约束与审查，它远离实体法，更像是高悬在诸部门法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高高在上、不得违反的圣经。英国是议会的发源地，素有议会之母之称，议会至上决定立法机关是宪法的主要实施者。
事实是，法院既不是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也从来不是、更不可能是中心机构，它只占据宪法舞台的一角。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二、意义的形成 在仇恨和怀疑的心理驱使下，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将实施作为法院的特权，法院垄断了宪法实施，成为宪法实施的唯一机构。它们假定普遍的社会接受既非得自其内在价值，亦非源于某人头脑中独一无二的自然正义观念，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由人民并入宪法的。
这是因为，实证主义高扬民主旗帜，一味追逐文字和逻辑抽取了法律的道德正当性和实质正义，过分依赖形式反而摧毁了法律，正义的踪影难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认为美国宪法服从民主，他提出了二元宪法的概念，认为宪法一部分是人民直接决定的，一部分是由常规时期的人民代表决定的，司法审查并非提出了一个反多数难题，而是通过实施人民制定的高级规则抵制人民代表制定的下位规则保护民主。
但是，尽管实施是一个通俗的法律术语，其所包含的要素并不十分清楚。早在1940和1949年，毛泽东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鸿文中阐述了新中国的价值信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论断。
对于第二个问题，国会能否提供救济?这涉及到对救济的理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如果权利宣告属于救济，那么国会有通过制定法律提供救济的权利，例如为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国会有权制定反歧视的法律。民主集中制成为国家机构原则。[13]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宪法实施脉络下关注立法解释，其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法院既非宪法解释的唯一机构，亦非宪法解释的权威机构，单纯依赖文字的实证主义也面临着温和的批判。所谓政治事实，是指自治政府民主结构的实际状态。不仅适用于法律，也适用于宪法。
摘要: 违宪审查模式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它以仇恨和怀疑为前提，将权利视为独立于宪法和国家之外的前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制造了反民主多数难题的同时夸大了立法机关对基本权利的敌意。事实性规范与之不同，它将宪法视为政治事实，具有原则属性。
这是由我国国体性质决定的，现行宪法并没有变更国体。因之，如何依据解释理论发展中国本土的宪法实施理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为魏玛宪法的坚定捍卫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宪法的守护者》一书中列举了三个机构，它们分别是法院、立法机关和总统。[5]但是，在解释的帝国里，法院未必是首都，法官也不再是王子，更不是先知和预言家。
其三，国会有权实施宪法就目前看，是制定单行的合宪性审查法，还是通过修改有关法律来设置程序规定，需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考虑。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该说，这些设想即使是步子最大的，也不违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理——只要此宪法监督机构不与全国人大平行，并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受全国人大监督，就没有理由说与人民代表大会制不相容。
为此可能要重点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一、厘清人大制度下现有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的制度空间和层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最高层次的宪法监督职权。我国的宪制架构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它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专门机关审查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模式，即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密不可分，甚至宪法解释往往是合宪性审查的一种形式。
二是欧陆国家采用较多的专门机关审查制。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走出关键的一小步，将来在适当的时机迈出更大的步伐才能更稳健。
二、尽快设立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 从1982年宪法起草至今，我国宪法学者已提出多种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立方案，总的看，只要是遵循现有宪制框架和人民大表大会制度的方案，无外乎大步走和小步走两种意见。通常违宪审查对象不仅包括法律或法规，还有国际条约和协定，国家机关行政行为有时也会受到审查。三、要有合宪性审查程序法或宪法监督程序法 从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看，实体性内容多，程序性规范少，这也造成很多实践操作层面的困难，并常导致实体性的规定形同具文。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它对位阶在法律之下的法规的审查比较有效，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只能具有建议或咨询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第二高层次的宪法监督权限。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并在2008年7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公民在普通诉讼中可以就法律是否违宪提出异议，受理异议案件的普通法院可经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相关法律条文的合宪性。此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进行主动审查。
从世界各国建立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经验看，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主流模式，各国宜根据自身国情和宪制情况，尽全力开发自己的制度资源。如果我国能够及时展开合宪性审查工作，推动宪法有效实施，法治中国建设一定会较快取得显著成效。